无论有没有货币，根据权利转移的不同，交易最终只有三种：买卖、租赁和借贷。于是价格也相应分为三种：商品价格、租金价格和利息价格。当然，借贷在本质上也是租赁：只不过相对于租赁对象而言，借贷对象在物理形态上通常具有可再生性。
当货币出现后，货币取代实物成为借贷对象，为便利起见，利息价格被表达为利率，即利息与本金之比。货币的出现固然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交易效率，但是在自然状态下，利率是通过银行间接形成的，因此利率变动始终滞后于商品价格和租金价格的变动。“周期性经济危机”就此出现：当商品价格普遍上涨时，由于利润增长高于利率增长，人们的经济活动出现扩张；反之，人们的经济活动就会收缩。以Wicksell、Fisher、Mises、Hayek和Friedman为首的经济学家们早已证明，利率变化的滞后性正是经济危机频繁发生的根源。所以中央银行必须作为“银行的银行”，盯着通货膨胀率调节货币数量、设定基准利率，从而“迫使”市场利率与价格水平同步变动。由于实际利率不可能小于0，所以名义利率在任何时候都必须高于通货膨胀率。1979年，Paul Volcker带领美联储最终“发明”货币政策，西方国家央行随之纷纷效仿，上世纪70年代的“滞胀”也得以终结。Paul Volcker也因此被称为“天才的美联储 ”。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终于向世界徐徐敞开国门，但是如同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一样，我们急于引进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而不是引进规则或制度，所以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始终在“摸着石头过河”。1994年，曾经被亚当?斯密强烈抨击的“重商主义”在中国借尸还魂，人民币从此成为“影子美元”。中国人民银行2014年6月份的《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显示，截至2014年6月末，RMB基础货币累计投放32.97万亿元，其中通过购买外汇投放27.21万亿元，占比82.5%。作为“影子美元”，人民币发行数量很难控制：净出口的增长必然伴随着货币超发所带来的通货膨胀，价值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就是央行向全体国民征收的“通货膨胀税”。当然，贪官们收藏在家中的巨额人民币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通胀水平，不过这是外话。由于没有独立性，中国人民银行并未成为“银行的银行”，人民币利率不是通过市场机制生成，而是通过“行政命令”进行“价格管制”：管制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压低利率，而利率低于通货膨胀率必然导致“繁荣”。1997年之后长期存在的“高通胀低利率”状态，不但是中国GDP “高杠杆、高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更是中国不动产“长期繁荣”的根本原因所在。直接一点说，中国的GDP高增长是一种“病态”。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自从有正式统计数据以来，老牌发达经济体的GDP增长率极少有超过3%的水平，只有日本例外。
但是，价格管制必然导致“黑市”，于是中国的“高利贷”在金融体系内外皆蔚然成风，近年来在与互联网结合之后，更摇身一变美其名曰为“互联网金融”。各种金融乱象，无不由“利率管制”而生。不仅如此，利率管制等于强行将存款人应得的收入分配给银行和贷款人，人为制造贫富差距。最重要的价格处于行政管制之下，“调结构”只能成为一句口号，“繁荣”当然也不可能持续。2014年，GDP增长减速大有成为“新常态”之势，中国的“首席经济学家们”和“财经评论员们”开始呼吁央行“降息降准”。11月21日晚，央行果然宣布降息，可谓“从谏如流”顺应“民意”。如果单纯从“技术层面”看，2014年9月和10月连续两个月的通货膨胀率均为1.6%，大大低于目前的利率水平，降息确实势在必行。不过，暂且不论CPI统计是否科学地反应了价格水平的变动，关键问题在于“中国式利率”不是通过调节货币数量而实现，长期以来它也只是市场利率的零头。本次降息，我们依然看不出它的作用何在，何况政策导向依然不利于存款人。当然，它给“首席经济学家们”和“财经评论员们”带来“精准预测”的自豪感，也给人们带来心理上的些许安慰。
货币政策的实施不但要依赖于公平的财政政策作为发行渠道，而且需要中央银行的独立和统计的独立。就目前而言，货币政策在中国的确立依然任重而道远。我们所知道的是，如果中国央行依然是权力机构而不是“银行的银行”，如果中国央行的决策者依然无视人类社会在无数次实验中形成的货币政策成果，那么“中国式利率”将始终是经济危机的技术性根源，“中国式货币政策”也只能是“心理调节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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